2017 年 6 月 2 日，汤钊猷院士应邀来广州参加国际癌症康复论坛。刚 下飞机，他就赶到我院，一连看了 4 例“晚期”癌症病人，他们原先均失 去生存希望，有的全身数十处转移，现在均已扭转“危势”，在康复中……
汤院士很惊奇，也很高兴，说：“这说明，践行‘消灭’与‘改造’ 并举的中国式治疗策略，是可以让病人的生命延续下来的。”
三年多前，2014年5月12日，早晨刚上班，正想去病房巡视，秘书 送来一包邮件。打开一看，是十本《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的智慧》。里 面附有一信，是汤钊猷院士写的，要我将书分送给医生。汤院士语重心长 地说：“你比我小十多岁，还在临床一线。希望你实践‘消灭’与‘改造’ 并举的肿瘤治疗策略，融汇中西，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癌症治疗之路。”
“中国式抗癌”，新颖的名字，崭新的概念 ！
如果说汤院士主编的三版巨著《现代肿瘤学》，展示了当代肿瘤学领域 的最新研究成果，那现在这本《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的智慧》，以及此前出版的《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观点》，则显示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 医学实践家，还是一位哲学家、国学家。汤院士将老子的“创新”、孔子的 “和谐”和孙子的“取胜”，匠心独具、十分巧妙和睿智地应用于控癌战， 指导癌症治疗，广征博引、纵横捭阖，显示了他的渊博知识和非凡智慧。
我打开2013年汤院士给我的邮件，他说：“克成教授，自从到你处 参观后，我深感你在肿瘤诊治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过去说发展是硬道理， 现在说转型也是硬道理。实际上，只有不断变革才有出路，而变革是没有 穷尽的。你在肿瘤临床开辟了变革的新路，这是最难能可贵的，相信会对 更多癌症病人带来好处。”
我追随汤院士半世纪了。上世纪70年代初，汤钊猷老师来到我当时 的工作所在地南通，在中国最早开展普查肝癌，提出“小肝癌”“亚临床 肝癌”概念。稍后，我去到上海中山医院，师从汤老师夫人李其松教授， 进修消化病学，同时“旁听”他的查房、讲课。此后，参加编写他主编的 专著，应邀在他主持的学术会上演讲。时光荏苒，岁月如水，人生如歌。 我们结下了心照神交之谊，他和他的夫人成为我最尊敬的老师。
1997 年底，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教授，一位以胰腺癌研究而闻名 的消化病专家，语重心长对我说：“办一所肿瘤医院吧。癌症治疗必须有 新的思路、新的技术，要有中国的特色。”他特地关照，“好好研究胰腺 癌的治疗”。命途多舛，造化弄人。一年多后，陈部长身故于“癌王”胰 腺癌，为我留下永远的遗憾。多年来，我兢兢业业，虽然勤勉钻研，一丝 不苟，但少得要领，心中无纲，陈敏章老部长的遗愿成为我解不开的心结。 中国有句熟话，叫“纲举目张”，汤钊猷院士“中国式抗癌”就是癌症治 疗的“目”和“张”。递薪传火，春风化雨。我似乎一下子明白：医生行医， 到底追求什么？癌症治疗到底达到什么目的？
时光刚进入2006年，我就经历了一次生死历炼。因为肝癌我接受了 肝叶切除。经过短暂的忧虑以后，我感到患癌也许对我是一件好事，因为 让我明白了，作为一个病人，最需要得到的是快乐；作为一个医生，最重 要的是让病人活下来，活得有质量，活得足够长！而为了达到这一明白， 我自己必须活下来，而且活得足够长！
我在自己身上，践行“中国式抗癌”。自己的生死体验，让我明白了“与癌共存”的真谛。非常感恩，2016 年，我国医学界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的 著名肿瘤专家吴孟超、王振义院士，以及汤钊猷院士三位“大家”，分别 为我编著的《与癌共存》一书作序——
吴孟超院士说：“医学研究对象是人的生命。在长期理论探索和临床 检验中形成的医学体系，具有极强实践性。”他引用希波克拉底名言，“对 于一个医生来说，了解一个患者，比了解一个患者患什么病重要。”
王振义院士说：“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无法完全摆脱癌症。”“像 人类这样的生命体，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与癌共存’。”“基于上述认识， 也许我们要对现在的癌症治疗重新思考。”
汤钊猷院士说：“癌症是机体长期内外失衡引起的内乱，是以局部细 胞遗传特性改变为主要特征的全身性慢性疾病。”他指出，处理这种内乱， “我与徐克成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
“大家”的话演化为我的一种追求。践行“中国式抗癌”，就是一种 心灵的追求，就是走上“变革的新路”。这是学习、吸收、研究、转化， 秉持新理念、新策略、新技术的过程，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的，我们 不漠视过去，不毁弃过去，不向过去倒退，而是奋发向前，积极向上，决 心为未来开辟新的前景。
多年来，我和我的同事，或电信联系，或登门拜访，行国内，去国外， 走城市，往山村，遍访了上千例癌症患者，既访问治疗情况，又了解生活 方式、家庭环境、遗传背景，就是为了知道他们是怎样活下来的？我很欣慰， 许多本来无生存希望的癌症病人，确确实实活下来了；我很感恩，这些病 人的生存经历，增强了我践行“中国式抗癌”的信心。
后来，汤钊猷院士将“抗癌”改为“控癌”，一字之差，体现了癌症 治疗策略更为“精准”：“抗”，更多意味着“消灭”，而“控”，包含着“消 灭”和“改造”。
使命所然，工作之余，我将“控癌”中自己的以及同事的一些成绩、缺点、 失误、经验和教训，写成随记、故事、感想，汤院士又对多数文章做了评述， 从而汇集成即将出版的这本书。虽然编写人是我，但书的思想和灵魂来自 汤院士。
出版本书的勇气实际上也来自汤院士。他说：“挑战和争议不是坏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建议早点把这些实践整理成书问世，不无忧虑地说： “（这些）实践很珍贵，早些整理成书问世。可惜现在有相仿认知的人太 少太少了。”
本书中许多文章曾在马来西亚《光明日报》著名的“良医专栏”发表。 此次汇编成书，已做了较大幅度修改。文章是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写的，多 是随兴而作，其中难免有不少重复之处。癌症患者读本书，不要“依样画 葫芦”，生搬硬套，仅作为选择治疗时多一个思路和参考。
为顾及病人隐私，本书中涉及的病人，除得到允许外，基本上没有用真实姓名，照片上一般不显示正面形象。有些插图取自文献，注明了出处。 有些图片引自公众网站。在此向未知名的作者表示感谢。
感谢志同道合的“大家”朋友为本书作序。殷大奎教授既是德高望重 的原卫生部老领导，又是卓有成就的医学专家；谈东风教授和吕有勇教授均是著名肿瘤研究专家，他们博学多才、思路睿智，在“控癌”上，我们 可谓心心相印，印印相契；香港钟子美先生是著名散文诗作家，他邂逅“癌 症”的生死经历，让他从“人文医学”角度，写了撼动人心的文字，为本 书增辉添色。
本书部分图片由汤钊猷院士提供，一并感谢。
感谢资深媒体人胡菁女士以及我院策划部同仁的认真审修 ; 感谢羊城 晚报出版社的鼓励和在出版过程中的精心策划。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历史使命，是我的梦， 也是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作为医者，负重致远。希望本书的出版， 能从理念上提出看法，对传统提出“挑战”，激发共鸣和讨论。正如汤钊 猷院士所说：“实现中国式控癌，需要大家加以充实完善，可能需要几代 人的努力。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矢志不渝，就能为中国抗癌事业做出贡献。”
即将出版的这本小书，肯定存在不少问题、缺点甚至错误，谨望同道、 病友和关心控癌事业的朋友不吝指正。
徐克成
2017年12月30日